南宫28工资劳动给美国第一代女工带来了什么？

　　南宫28工资劳动给美国第一代女工带来了什么？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梅里马克纺织博物馆里，有一份1853年洛厄尔纺织厂的时间表，上面清楚地写道：

　　作为当时美国的纺织业中心，十九世纪中叶的洛厄尔市有9家大型纺织厂，雇佣的工人总数超过30000人。这些工厂在规划布局、建筑风格、资金来源、管理方式等方面拥有高度一致性，执行的也是同一份时间表。难怪很多工人多年后回忆工厂经历时，最难忘的除了轰隆作响的机器声以外，就是无处不在的、刺耳的铃声。

　　以汤普森为代表的一批劳工史家们早已证实，把农业时代独立自主、随意散漫的农民，训练为接受工厂纪律和时间，符合工业化生产要求的工资劳动者，是何等的漫长而艰难。在这方面，洛厄尔的工厂主们是相对幸运的，因为他们雇佣的劳动力主力并不是桀骜难驯的男工。据统计，洛厄尔的棉纺织厂里除了少数监工、机械修理等技术工人和个别重体力劳动岗位为男性外，90%的劳动力是附近地区的农妇，尤其是年轻的未婚妇女。而放眼望去，在美国工业发源地——整个新英格兰地区，棉纺织厂雇佣的女工总数更是有6万人之多。这些纺织女工是最早走出家庭，从事工资劳动的美国妇女。

　　为什么洛厄尔的工厂主们青睐于雇佣妇女，而不是像更早些时候的罗得岛纺织厂那样雇佣整个家庭呢？一方面是妇女被认为更温顺，更便于管理，另一方面是因为妇女一直以来就在家庭经济中承担纺纱织布的主要职责。从家庭手工纺织，到在工厂里操作机器纺织，虽然工序大大细化了，但工作原理和流程仍然是相似的。被安排在不同车间的女工，在面对清棉机、梳棉机、并条机、卷纱机、动力织机、漂白机、整染机等机器时，更容易熟悉，上手更快，效率更高。

　　但是，在雇佣妇女的同时，洛厄尔工厂也把自己卷入了一场有关“妇女美德”的旋涡。十九世纪初，来自英国工业的各种消息常常会登上美国报刊媒体的头条，英国工人的悲惨境遇和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是美国社会街头巷尾热议的焦点。洛厄尔纺织厂的创始人之一、波士顿商人内森·阿普尔顿（Nathan Appleton）后来回忆建厂岁月时说：“欧洲制造业城市中的工人，其智力和道德的堕落是臭名昭著的。所以，当时大家有一种自觉意识，想要尽量避免走欧洲的老路。”为了缓解社会对于妇女从事工资劳动的道德焦虑，洛厄尔工厂从一开始便精心设计了一套完备的家长制管理制度，包括：制定严格的作息时间、在工作场所尽量避免男女工的接触、建造女工集体宿舍、设立宿舍管理员、门禁和黑名单制度、修建图书馆和阅览室、安排丰富多彩的宗教和文学艺术活动、给女童提供每年几个月的教育时间等。不仅如此，洛厄尔工厂还给女工开出了更丰厚的工资，提供更友好的支付方式：除去每周住宿费1.25美元以外，女工的平均工资基本稳定在每周2美元左右，最高能拿到4美元，而且工资是现金按月准时支付的，不像早年的罗得岛纺织厂，用发放购物代币的方式来支付工资。洛厄尔工厂的劳动强度也低于同时期的英国：一开始是每天12小时，三十年代以后增加到12.5小时，到五十年代降为11小时。所有种种，目的都是为了纠正工资劳动的弊端，让工厂代替男性家长的角色，成为女工的监管者、保护者南宫NG28、教育者，成为社会公序良俗的捍卫者。

　　洛厄尔工厂的家长制管理一经推出便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一大批社会改革家、宗教人士、政界商界和文化精英等对此赞誉有加，将其视作道德的楷模和工业化的样板。在与旧世界的对比中，一种例外主义的情绪油然而生。他们自信地宣称：“欧洲工业体系的运转需要大量的苦难、堕落和野蛮，这构成了当时最大的丑闻之一”，而洛厄尔的存在充分证明：美国不会重蹈覆辙，从事工资劳动不会损害妇女的美德，工业化与共和主义的和谐秩序是可以相容的。很多关心工业化与道德问题的欧洲名流也慕名而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访问了洛厄尔。绿树成荫、窗明几净的工厂，衣装整洁、言行得体的女工，给他略显平淡的美国之旅带来了巨大惊喜，尤其是女工，颠覆了他心中对于工人阶级社会地位和能力的认知。他不禁感叹道：洛厄尔工厂与英国工厂，“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同样赞不绝口的还有英国议员詹姆斯·白金汉（James S. Buckingham）。他断言：“洛厄尔是世界上最引人瞩目的地方之一，我不相信世界上还能找到第二个像洛厄尔这样的制造业城市——女工道德纯洁、温柔得体，很少有过度劳动或健康不良的痛苦；整个城市秩序井然，很少有苦难和犯罪。”然而，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人对洛厄尔的家长制管理不以为然。他们深信，工业化本质上就是一场旨在颠覆自由和平等的阴谋，它带来的结果一定是社会的贫富分化、等级森严和道德败坏；用监管、教育、道德改进的方法来医治工业化的弊端注定是徒劳的；洛厄尔女工与英国工人没有本质区别，洛厄尔工厂根本不是什么楷模，而是一个不祥的预兆，一个可怕的诅咒。

　　从目前保留下来的大量材料中可以看出，和社会一样，女工中也有很明显的意见分歧。一派是认同工厂的家长制管理，并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竭力向外界证明工厂生活提升了她们的教育，培育了她们的美德。在工厂管理层的支持下，这些女工组建了若干个“提升小组”，学习撰写小说、诗歌和评论文章。一些小组还创办了自己的刊物，包括《操作工杂志》（Operatives’ Magazine）、《洛厄尔奉献》（Lowell Offering）、《新英格兰奉献》（New England Offering）等等，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洛厄尔奉献》。该刊物在创刊时开宗明义地表示，自己的宗旨就是要现身说法，反驳外界的质疑，“破除不公正的偏见，证明洛厄尔女工作为一个阶层是有智慧、有美德的”，“工厂生活非但没有损害她们的美德”，反而“增加了她们的智慧，强化了她们的道德感”，“让她们整个人的品德都得到了提升和改进”。

　　初期《洛厄尔奉献》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与当时新英格兰地区著名的劳工改革派奥里斯特斯·布朗森（Orestes A. Brownson）展开论战。布朗森此前曾撰文谴责工资劳动制度践踏个体尊严，败坏社会道德，而女工的论战策略则是把自己与一般意义上的“工资劳动者”区别开来，强调自己的性别身份和为人妻母的家庭角色——“洛厄尔女工普遍来自宁静的乡村，是在清家庭的监管下长大的，（以后）她们还要回归家庭，成为新英格兰拥有自由意志的自耕农的妻子，和未来共和国顶梁柱的母亲。”《洛厄尔奉献》上还经常刊登以“工厂女孩”（Factory Girl）为题材的小说。小说中，女孩们来工厂做工的理由，要么是父母双亡，要么是丈夫早逝，要么是为了帮家里还，要么是为了帮兄弟攒学费，反正绝不可能是为了满足个人或争取个人独立。在这些女工们看来，在工厂从事工资劳动非但不会损害，反而有助于履行自己作为妇女的家庭责任；工厂生活的意义在于让她们成为更好的女人。在她们心中，性别身份比工资劳动者的身份更重要，家庭责任比个人的经济独立更值得追求。

　　另一派女工则始终把工资劳动的压迫性挂在嘴边。她们不认可工厂的家长制管理，强调女工不仅是妇女，更是劳动者，她们与资本家、工厂主的利益是对立的，还指责《洛厄尔奉献》丧失了中立性，站在压迫者一边，掩盖工厂制给社会和全世界带来的巨大罪恶。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以后，当工厂在债务和竞争的压力下决定加大劳动强度、压低工资、增加住宿费时，这些女工也毅然走上街头，参与到当时沸沸扬扬的劳工改革大潮当中，用、、等方式来争取自身权益。

　　投身抗争运动的女工的权利话语大体有两种。一种是淡化自己的女性身份，强调自己和男工的平等性。她们自诩“1776年精神的继承者”，把工厂主比作当年意图实施的托利派，认为自己的与美国的性质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捍卫自由与独立，反抗奴役。她们以“财富生产者”自居，向所有工人发出呼吁：“男工女工们，你们是否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真正价值和尊严？作为社会中最有用、创造最多财富的人，你们是否获得了应有的社会地位？”她们自称是“劳工改革和进步事业中的姐妹”，说自己的伟大目标是“推进所有劳工阶级的共同利益”，呼吁“所有辛勤的劳动者”携起手来，推翻这个“把大多数人贬低为奴隶的社会”，给予所有人平等的权利和真正的自由。另一种权利话语是强调性别差异，声称女性特质让女工需要更多的保护和照顾。她们极力渲染女工是“可怜的”“温柔的女孩”，是“品行端正的新英格兰自耕农的女儿”，是“共和国下一代公民的母亲”。她们反复强调“女工在社会里还有另外的责任——妻子和母亲”，然而“这些女工们结婚后，非但不会成为丈夫的帮手，反而会成为丈夫的祸根”；她们即便成为母亲，也无法培育出共和国需要的合格公民南宫NG28，美利坚民族的下一代只会堕落为“一个在精神上、生理上都虚弱、病态、愚蠢的种族”。

　　在洛厄尔女工的抗争活动中，这两种权利话语是交织使用的。为了最大程度地动员社会力量，争取支持，女工们经常会在同一场演说或同一篇文章中，不加区分地使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话语。与二十世纪初有较高理论觉悟的妇女改革派不同，此时洛厄尔女工并不在意如何界定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角色，更无意争辩哪一种性别公正的观念，或者社会改革的路线更有利于争取自身权益。她们是本着实用主义的目的，看重的是权利话语的工具性。

　　从另一方面来看，两种权利话语的交织使用也体现了传统性别观念和新的经济学的共同影响。长期以来，美国的传统性别观念认为，由于生理特性的不同，男人更适合从事经济、等公共事务，而妇女更适合待在家内，承担养育孩子、料理家务等家庭责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琳达·科尔伯等学者在研究美国对妇女的影响时指出，在传统性别观念中做文章，通过强调性别差异来为妇女争取权益的做法早已有之。一代的精英们正是借着共和主义意识形态的东风，通过强调“母亲”身份的重要性来推动妇女教育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洛厄尔女工呼吁自己需要更多的保护和照顾，与“共和母亲”的思路有异曲同工之处。十八世纪末以来，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提出了一整套旨在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新理论。新理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论证了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来源，揭示了资本家利润的产生机制，从而让工人对自己的遭遇有了更精细、更深刻的理解，也为他们的提供了一种支撑性的论证。早在1789年，《国富论》就率先在费城再版。李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年在伦敦出版之后，仅过了两年就在美国再版。进入1820年代以后，这两部名著在美国多次再版，成为了工人证明自身价值的“圣经”。洛厄尔女工是当时美国工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她们能够熟练自如地运用当时深入人心的劳动价值论，来谴责财富和权利的不平等分配。

　　与妇女从事工资劳动、争取自身权益的同时，放眼全国，比较突出的现象还有：妇女组建社团积极参与废奴、禁酒、人道主义等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妇女接受教育的机会和渠道不断拓展；妇女的写作活动越来越活跃；以妇女为主要读者的书籍和杂志越来越多；以及1848年在塞纳卡福尔斯会议上，妇女模仿《独立宣言》的语言来控诉性别之间的不平等，并首次提出选举权的要求。所有这一系列现象都集中发生于十九世纪上半叶，对此，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呢？这正是美国早期妇女史研究的核心问题。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早期妇女史研究大体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典型的辉格主义叙事，认为从接受教育，到公共写作，到关注社会改革，再到提出选举权，是一个妇女权利意识逐渐觉醒，从私人领域逐渐走向领域的过程。盛行一时的“共和母亲”的研究范式，虽然其研究时段局限于时期，但也暗含了一种辉格主义的预言，因为它强调美国推动了妇女的化进程，为之后妇女争取权利打开了可能性。另一种路径是否定一元论，强调妇女活动的差异性、复杂性、断裂性。例如，有学者研究妇女的结社活动，指出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初的妇女结社有多种类型和多元传统，不同社团之间并非是一种以争取选举权为方向的进阶式关系，而是有各自不同的目标、方式和定位。有学者对辉格主义叙事提出质疑，认为十九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并没有延续时期的“进步趋势”，在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社会对妇女权利和角色的看法出现了很大的，妇女被要求退出领域，重新回归家庭南宫NG28。

　　从洛厄尔女工的情况来看，显然更适合采取后一种研究路径。因为首先，“工人阶级”并不是她们永久的身份。这些新英格兰妇女在纺织厂当工人的时间平均只有4-5年。大部分女工在积攒了一点钱后便离厂返乡，结婚生子，继续做家庭妇女。随着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大量爱尔兰裔移民的涌入，纺织厂雇佣的本地妇女数量逐渐减少，“洛厄尔女工”不再是一个广受关注和极具争议的社会问题。以洛厄尔市的汉密尔顿纺织厂为例。1836年该厂只有3.7%的工人出生于国外，到185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38.6%，到1860年这个数字上升为61.8%，其中46.9%为爱尔兰裔移民。因此，对于这一代女工来说，工厂生活只是她们漫长人生中的一小段插曲，不能过分夸大工资劳动对于她们的“解放”意义。

　　再者，这一代洛厄尔女工中的确没有多少人后来成长为真正的女权活动家。她们中最负盛名的是露西·拉科姆（Lucy Larcom）。她11岁跟随母亲来到洛厄尔工厂工作，22岁离开工厂，跟随家人前往西部定居，后来成为了著名的诗人和作家。她支持改善工厂条件，支持废奴，支持妇女教育，但自始至终都反对妇女选举权，与后来的女权运动露西·斯通等人不相为谋。洛厄尔女工抗争活动的领袖莎拉·巴格利（Sarah G. Bagley）或许在美国劳工运动中青史留名，但在妇女运动中却难觅踪影。1847年她卸任洛厄尔女工改革协会主席之后，便默默无闻，再也没有为女权振臂高呼。哈里特·罗宾逊（Harriet Hanson Robinson）是少有的例外。她孩童时期跟随当宿舍管理员的母亲来到洛厄尔工厂，晚年加入了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还成为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马萨诸塞分会的创始人之一。1898年，几近耄耋之年的罗宾逊回忆起自己11岁时参加的女工，将其与半个多世纪后的妇女选举争联系起来。她深情地写道：“当我回头看到长长的（）队伍时，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自豪，这种自豪之情仅次于马萨诸塞州赋予妇女选举权。”罗宾逊想把洛厄尔工厂塑造为女权运动的摇篮，想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天生的女权主义斗士，然而综合各种历史事实来看，这种被建构起来的个体记忆，其真实性是要打折扣的。因此，把洛厄尔女工放在一种断裂的、多元的历史进程中，重视其内部的差异性、复杂性，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她们的思想观念和行动逻辑，也更有助于我们评价工资劳动对于第一代女工的意义。